[关键字]：商业贿赂、利益侵害、法律责任形态
2006年初，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活动在国内展开，迄今司法机关已贞办了一批风险性大、影响恶劣的商业贿赂案件，获得了丰硕的成就。但现在，国内对商业贿赂的制裁常见存在着偏重刑事制裁的现象。商业贿赂是经济法规制的不正当角逐行为之一，而经济法重视社会利益的保护，并采取了一系列具备经济法本法责任特征的制裁方法为其装修网。目前，偏重刑事制裁的现实突显了国内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的缺失，其结果势必是社会利益之救济被弱化，制裁方法很难发挥其应有效果。究其缘由，主如果立法遭到传统法律责任形态的束缚与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保留，使得法律对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的设置过分依靠他法上的责任，不符合商业贿赂对法律责任形态的需要。因此，大家需要明确和健全商业贿赂行为法律责任形态，从理论上纠正立法上的缺点。商业贿赂作为一种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具备其独特的、具体的法律责任形态，本文将以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为出发点，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角度探讨商业贿赂行为法律责任形态的健全问题。
1、商业贿赂及其风险概述
㈠商业贿赂
依据1996年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产品而使用财物或者其他方法贿赂他们单位或个人的行为。它事实上包括了两方面的行为。一是经营者为了获得买卖机会或有利的买卖条件，不正当地给予有关单位或个人以好处的行为；二是与商业活动密切有关的单位或个人，借助其所处的有利地位，不正当地收受经营者好处的行为。从构成上看，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主体是经营者及与商业活动密切有关的人，包含单位和个人；第二，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经营者不正当地给予有关单位或个人好处，或者与商业活动密切有关的人借助所处有利地位不正当地同意经营者好处的行为；第三，主观上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是为了排斥角逐对手，获得买卖机会或有利的买卖条件而不正当地给予有关单位或个人好处，或者明知自己是在不正当地收受经营者有哪些好处，仍然有意推行有关行为的心理态度；第四，侵害的是公平角逐的市场经济秩序。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
1.给付或者收受回扣[2]；2.赠送或者收受现金、证券、股票、股份或者其他财物；3.提供其他利益或者机会
㈡商业贿赂对多元利益的侵害
1、目前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类
庞德觉得“利益就是大家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需要、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物理对大家的关系进行调整和对大家的行为加以安排时所需要考虑到的东西”。他按主体的不同将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3]一般觉得，个人利益指个生活存和进步的各种需要的总和，主要包含个人的社会生活（包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及个人进步体力、智商等方面的素质和才能的需要两个方面的内容；公共利益是在政治的角度上予以讨论的，与国家政体、国家主权等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事实上就是国家利益的代名词，一般觉得它包含政治统治利益、主权利益、国家财产所有权的利益；而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倡导或需要，它可能细化为社会环境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等。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国家利益所代表的‘常见性利益’事实上是在‘常见性’形式下的特殊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4]而“社会整体利益具备整体性和常见性两大特征”“社会利益在主体上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利益，在内容上是常见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5].
2、商业贿赂对各种利益的侵害
⑴商业贿赂行为对个体利益的侵害
经营者推行商业贿赂行为，目的是为了排斥角逐对手获得买卖机会或购买别人的商品。这种行为，一方面给其他经营者的正当经营行为导致了冲击，挤压了其存活空间，总是给其手导致紧急的经济损失；其次，经营者由于其商业贿赂行为使得买卖本钱增加，经营者自己的逐利性又决定了他势必将它转嫁到买家身上，这大大增加了买家的负担，使他们蒙受经济损失。“从查处的案件看，工程建设范围的行贿额一般是工程造价的3%—5%，医药销售范围一般是销售额的10%—30%，信用社揽储环节一般是存款额的1‰—3‰，这类成本最后都会转嫁给买家。”[6]市场公平角逐的秩序被打破后，一部分经营者破产，角逐趋于消沉，其结果势必产生垄断价格。这样恶性循环势必对买家的利益构成紧急的二次损害。
⑵商业贿赂行为对国家利益的侵害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要紧组成部分。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国家经济经济目的得以达成的基础，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牵动着国家利益的神经。商业贿赂行为紧急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主要表目前：一方面，商业贿赂行为损人利己、违背诚实信用的商业原则，破坏公平角逐，妨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得国家对经济的调空能力被削弱，严重干扰了国家经济目的的达成；其次，商业贿赂行为败坏社会风气，助长权力寻租的丑陋现象，滋生各种经济犯罪，不但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而且毒化了市场运行环境和氛围，紧急损害了国家的投资环境，减少外资吸引力。“商业贿赂非常可能成为国内借助外资的新的环境瓶颈”[7]，商业贿赂行为的很多存在、贿赂本钱之高，且制止不够得力，已经使一些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顾虑重重，长此以往将严重干扰国内招商引资工作的拓展。
⑶商业贿赂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
商业贿赂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破坏主要表目前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与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商业贿赂排斥公平角逐，妨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其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不言而喻。在产品经济愈加发达的今天，市场在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中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好的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得到保持，关乎社会公平能否达成、人类存活和进步能否持续等社会利益问题。商业贿赂扭曲了资源配置的规律，结果是社会资源该配置的得不到合理、有效地配置，不该配置的很多配置、重复配置，导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长此以往将危及社会结构的协调性。
商业贿赂导致买卖本钱的增加，结果买家的负担大大增加。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买家是弱势群体，他们面对者经营者的本钱转嫁行为虽然愤恨但无可奈何，只能被动地同意。就单个买家而言，这种利益侵害具备个体性，但对于整个买家群体而言，则具备整体性和常见性，因此这种侵害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
2、商业贿赂之现行法律责任形态的缺点及弥补之理论需要
㈠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的意思
“责任形态是指对责任对象（有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名誉）所采取的制裁办法，如赔偿、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警告、开除、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8]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就是对商业贿赂行为主体所应采取的法律制裁办法。
㈡现行法中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
现行法律、法规中，对商业贿赂进行规制的主要有：《反不正当角逐法》（1993年），《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1996年）与《刑法》。根据这类法律、法规，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形态有如下三种形态：
⑴民事责任
《反不正当角逐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导致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被损害者有权需要民事赔偿，责任主体是推行了不正当角逐的人。
⑵刑事责任
商业贿赂涉及刑法分则中的8个罪名，分别在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中加以规定。具体包含公司企业职员行贿罪（第163条）、公司企业职员纳贿罪（第184条）、纳贿罪（第385条）、单位纳贿罪（第387条）、行贿罪（第389条）、对单位行贿罪（第391条）、介绍行贿罪（第392条）。依据《刑法》第163条、第164条、第166条第二款、393条的规定，可以给商业贿赂罪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情节特别紧急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⑶行政责任
根据《反不正当角逐法》和《暂行条例》的规定，经营者违反规定以行贿方法销售或者购买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有关法律，依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应予没收。有关单位或个人购买或销售产品时收纳贿赂的，由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前款的规定处罚。
㈢现行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的缺点
1、从部门法价值取向的角度看商业贿赂现行责任形态的缺点
经济法作为一门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需要违法者需要对受损的社会利益承担责任。“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侵有具体的个体利益，既第一层次的利益，因此法律第一应满足这类个体的利益赔偿请求，补偿他们的损失；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也侵有社会利益，既第二层次利益，因此需要法律通过社会惩罚性的责任加强违法本钱、遏止违法行为，保障社会利益。”[9]经济法的这种价值观是从整个社会的高度强调了整个社会的不特定主体的利益，这种利益带有整体性和常见性，而且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商业贿赂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角逐行为，是经济法规制的紧急违法行为之一，行为主体需要对受损的社会利益承担应有些责任。
但现在，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即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三种责任形态，因为它们的价值取向具备如下特征：
⑴民事责任主要考虑平等主体的利益保护的问题即以个人利益为本位，并非直接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为基础的，而且此本位强调的是个体的经济利益（财产利益），其达成方法以财产行为代表的民事制裁为主，这种制裁不具备强制性。民事损害赔偿以补偿性为原则，不具备惩罚性。因此民事责任，远不可以达到经济法对社会利益保护的需要；
⑵刑法更多的强调了国家利益与公民人身利益，刑事责任更多的考虑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保护，而且它与经济法所规定的一般违法的法律责任，在性质、范围、构成要件、法域等方面存在非常大差异。刑法作为关于犯罪与刑罚的一般法，具备用上的补充性，只有当某一经济违法行为情节恶劣、后果紧急，需要动用刑事责任制裁该行为才能达到足够的惩罚用途时才适用。刑事责任的达成方法是以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为代表的刑事制裁为主，与经济法社会性特点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责任形态需要具备经济性和社会性特点这点相差非常大；
⑶行政法以最后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为本位，而且此本位强调更多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员工的行为规范问题，其达成方法以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的制裁为主，它不是直接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为基础的。在理论上，有学者觉得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它并没我们的独立责任形态，其责任形态只不过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应用而已。这种想法使有的人觉得行政法责任就是商业贿赂行为经济法责任的归宿。其实“经济法不是经济行政法，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不同”，“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涉，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他们经济行为的干涉。”“国家干涉经济是国家主权的运用，而不是行政权有哪些用途”，“国家主权干涉经济的方法和国家行政权干涉经济的方法不同。”[10]正如邹爱华教授所言，政府行政权干涉经济（即行政主体的经济法执法行为）只不过国家主权为了保证其干涉经济（设定的是个体的经济行为模式）的达成而授与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因此，不可以用行政法律责任来代替对商业贿赂行为经济法上的责任的追究。
所以，它们虽然能满足大家对受商业贿赂行为侵害的个体利益进行救济、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与监督、保障政府经济管理权的推行的需要，但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其对被损害的社会利益的救济是明显极不到位的。因此，需要健全商业贿赂行为的责任形态，以强化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功能。
2、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现行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的缺点
如前所述，商业贿赂行为主体既包含个人也包含单位。其中“个人”又因身份、地位不同而差别非常大，既可能是国家机关员工也会是非国家机关员工；既可能是国有单位员工也会是非国有单位员工；既能够是公司、企业员工，也可以是其他单位员工；既可能是销售者、服务者也会是购买者。“单位”也因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不同而有非常大差别，既能够是国有单位，也可以是非国有单位；既能够是公司、企业，也可以是其他单位；从经济管理关系上看，既可能是调控主体也会是受控主体。这样来看，商业贿赂主体具备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综上所述，主要体目前公私差异、经济能力悬殊。
商业贿赂行为主体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即便同一法律责任的承担对于不相同种类型、层次的主体也会有不一样的成效。“因为违法主体不同，其所受经济或财政方面的约束不同，所可以承担的责任及其具体形态，与权利人所获救济也会不同。”[11]比如，罚金对于资本规模小、效益差的企业可能具备相当的惩戒用途，但对于资本雄厚、效益好的企业就非常难起效。再如，追究有关职员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对于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为一体的私营企业而言，其具备的威慑力可能大大强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离别的私营企业，由于前者企业主一般既是企业的所有人也是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假如他的企业出现紧急的不正当角逐行为时，自己就非常可能受法律追究，因此他相对不敢作出带有不正当角逐色彩的决策，也不允许别的人将企业带向紧急的违法状况；而后者，作为所有者就非常可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放纵甚至怂恿企业营运管理职员作出违法决策。由于即便东窗事发，他本人也只须负担因企业被罚款而遭受的经济上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又总是非常难对企业所有人构成有力的威慑）。又如：同样是政府经济管理职员权力寻租的行为，在过去，因为市场不发达，职员流动受非常大限制，一般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就要干一辈子，一旦受过行政处分就意味着一个每人生上的重大污点，甚至会因此丧失前途，因此行政责任具备相当的威慑力。但伴随市场经济的逐步健全，职员流通的途径也日益畅通，即使给某人记过甚至开除的行政处分，他还可以转而下海经商作老板，如此行政责任有哪些用途就被削弱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现在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只限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三种责任形态，相比于其行为主体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而言就看上去简单、粗糙、呆板和匮乏。商业贿赂主体多样性、复杂性的特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更灵活、更具体和更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形态。
㈣缺点弥补之理论需要：社会利益救济呼唤经济法本法责任形态的确立和推行
现代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是社会法。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经济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与民法、行政法及刑法之间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成为经济法律责任独立性的理论基础。“除去行政、刑事、民事等几类传统的但都具备经济法特点的制裁外，经济法也使用了合适经济目的的特殊制裁”[12]：“经济法责任具备双重性”，“其可能由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构成”，“所谓本法责任即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所谓他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在违反经济法的有关规定的同时，也违反了其他法律（主如果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从而亦应承担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13].可以说，现在司法中商业贿赂的责任形态主如果他法上的责任，而缺少经济法本法责任形态。
正如篇首指出的，现在国内法律对商业贿赂的制裁，在实践上常见存在着偏重刑事制裁的现象，在贯彻经济法对社会利益的救济上明显不足，几近缺失。究其缘由，正是经济法他法责任在社会利益救济上的天然缺点与立法上经济法“本法责任”的缺失所至。同时，这也是现在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式单1、呆板，缺少灵活性和针对性，很难适应其行为主体多样性、复杂性特征是什么原因所在。
社会利益救济需要经济法本法责任的确立和推行，这是由于： 在发生社会本钱时，违法者非常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给更多的或不特定的主体导致秩序上的损害，且没办法通过普通的个别补偿方法来弥补，因此，就需要在需要违法者尽可能补偿私人本钱的同时，再对其予以惩戒和处罚，使其承担“惩罚性责任”。“尽管社会本钱可能没办法完全弥补，但需要通过惩罚来使违法者付出代价，以使其慑于法律的惩罚，而惮于因我们的行为引发社会本钱，这更多地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14]经济法责任承担方法的功能具备多样性的特征，它同时强调补偿功能、惩罚功能和遏制功能，而且它更多地考虑强调了法律责任对社会利益的系统维护。
综上所述，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的健全，应当冲破传统理论在经济法责任上设置的樊篱，承认经济法本法责任形态的客观、独立存在；在构建上，应将重点放在强化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功能上，这主如果通过健全商业贿赂行为经济法上的“本法责任”形态来达成。
3、商业贿赂法律责任的健全——经济法本法责任形态在商业贿赂法律责任中的运用
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研究为商业贿赂法律责任形态的健全提供了好的理论基础。虽然，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有多少至尽尚无定论，但经济法责任按主体可分为“经营者经济法责任”和“政府经济法责任”。有学者作出如下总结[15]：经营者行为类经济法责任承担方法主要有：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改正、限时推行法律行为、停产或转产、商品召回；经营者财产类经济法责任的承担方法主要有：退还财产、赔偿损失、没收、罚款、违约金、滞纳金、不予或停止发放或提前收回贷款、加重的税率负担、惩罚性赔偿、停止能源提供、扣减企业留利；经营者精神类经济法责任承担方法主要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公告批评、黑名单制裁；经营者人身（身份）类经济法责任承担方法主要有解割、撤销或注销许可证、撤销从业资质、吊销营业执照、撤销公司登记、被列为市场禁入者。其中，较有特点的主如果：惩罚性赔偿、信用减等、资格减免、受禁止令。政府经济法责任中较有经济法特点主要有：政府失误赔偿、实质履行、引咎离职；停止、纠正或撤销不适合的调控或规制的行为。[16]这几种较有特点的责任形态事实上就是典型的经济法本法责任。
商业贿赂行为的经济法上的本法责任主要应当包含以下几种具体责任形态：
㈠经营者商业贿赂的经济法本法责任形态
1、精神类
经营者商业贿赂行为应承担的经济法精神类本法责任形态主如果“信用减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经济，因此，假如对某类主体进行信用减等，则是一种惩罚。在这方面的一些现象或规范，如信誉评估规范、上市企业的PT规范、黑名单规范等，有的就涉及到信用减等问题，并使信用减等成为有关主体需要承担的一种广义的责任形态。” [17]商业贿赂行为事实上是对市场合信奉的公平角逐的践踏，是一种极不诚信的恶劣行为，因此应将当课以其精神上的制裁。大家可以将商业贿赂作为经营者信誉评估的构成要点，对推行商业贿赂行为的经营者进行信誉的再评估，将结果公告，使经营者遭到“不名誉”制裁。经营者商业贿赂行为的害处达到肯定紧急程度的，则将它同时锁入“黑名单”或载入“市场主体商业贿赂污点记录”[18]，并将这一结果与各种资质（如贷款资格等）的获得挂钩。如此，对违法者可形成现实的和以后的不利影响，其惩罚用途和威慑力便大大加大，有益于社会利益的保护。
2、身份类
经营者商业贿赂行为应承担的经济法身份类本法责任形态主如果“资格减免”。与“信用减等”相类似，对经济法主体（尤其是调制受体）的资格的减损或免除，也是一种有力的惩罚。而且，它比信用减等更严厉。因此，对推行商业贿赂的单位，可以免除或减损其各种资格，如吊销营业执照，剥夺其经济法主体的资格，使其失去某种活动能力（这种责任的目的并不在于维护行政的权威和维持政府的廉洁性，因而不应被视为行政责任）；对有特定违法行为的企业剥夺其享受某种打折待遇或获得能源提供的资格等。同时，对单位商业贿赂行为负有重大责任的的直接责任人，可以免除或减损其在肯定时间内担任公司、企业领导的资格，甚至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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